曾国藩的“五勤”之道虽是为官之道，同时也是为人处世之道：
曾国藩所说的“身勤”就是身体力行、以身作则。
曾国藩曾说“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，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”。
曾国藩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曾国藩在军中要求自己早起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，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他一定“闻鸡起舞”，练兵督训，办理各项事务。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：“练兵之道，必须官弁昼夜从事，乃可渐几于熟。如鸡孵卵，如炉炼丹，未可须臾稍离。”《论语》有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言传不如身教，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、将领的。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，这一点至关重要，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。
曾国藩所说的“眼勤”是从细微之处识人。
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，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求见，请曾国藩分配职务给他们。不巧曾刚好饭后出外散步，李命三人在室外等候，自己则进入室内。等到曾散步回来，李请曾传见三人。
曾说不用再召见了，并对李说：“站在右边的是个忠厚可靠的人，可委派后勤补给工作；站在中间的是个阳奉险违之人，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作；站在左边的人是个上上之材，应予重用。”
李惊问道：“您是如何看出来的呢？”
曾笑道：“刚才我散步回来，走过三人的面前时，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，可见他恭谨厚重，故可委派补给工作。中间那人表面上必恭必敬，但我一走过，立刻左顾右盼，可见他阳奉阴违，故不可用。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，双目正视，不亢不卑，乃大将之材。”
曾国藩所指左边那位“大将之材”，就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鼎鼎有名的刘铭传。
曾国藩从细微之处识人，练就了他的一双慧眼，曾府幕僚鼎盛一时，幕僚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出谋划策，立下了赫赫功勋。
曾国藩所说的“手勤”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。
曾国藩一生养成了三个好习惯：
一是反省的习惯：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，曾国藩说：“吾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事靠得住。进德，则孝弟仁义是也；修业，则诗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则我之尺也，得寸则我之寸也。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馀了一文钱；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至于功名富贵，悉由命走，丝毫不能自主。”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，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，通过这样的反省，不断修炼自己。
第二个好习惯就是读书习惯，他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，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。曾国藩说“人之气质，由于天生，很难改变，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。古之精于相法者，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”通过坚持读书，曾国藩不仅改变了气质，更磨练了他持之以恒的精神，同时也增长了他的才干，懂得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，也让他成了一代大儒。
第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，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，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，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，曾家后人人才辈出。
正所谓习惯决定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曾国藩养成很好的习惯，不仅成就了曾国藩自己，也影响了曾家后人。
曾国藩的“口勤”就是他与人的相处之道。
曾国藩认为同僚相处“两虎相斗，胜者也哀”。
据说曾国藩开始同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关系并不好，咸丰三年，曾国藩在长沙初办团练时，骆秉章压根儿就没把曾国藩放在眼里，对曾国藩的工作也不是十分支持。当绿营与团练闹矛盾时，他总是把偏向着绿营。
让曾国藩特别愤愤不平的是，在靖港兵败，湘军退驻长沙城郊的水陆洲时，骆秉章来到离曾国藩座船仅数十米之遥的码头送客，曾国藩以为他是特意来看望和安慰自己的，内心正十分感激，谁知他送完客人之后竟然转身便走，就当没有看到曾国藩！并且还同长沙官员一起对曾国藩的兵败百般讥讽。
尽管如此，曾国藩并没有逞口舌之争，而是采取曲意忍让的态度，在他为父守孝后第二次出山之时，他特意拜访了骆秉章，态度十分谦恭又十分热情，之前的那点事就当没发生一样。这让骆秉章大感意外，当场表态，以后湘军有什么困难，我们湖南当倾力相助。
“己预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曾国藩口勤不仅仅是对同僚和上级，对下属也会耐心地训导，曾国藩秉持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，不仅让他成就了自己，也成就了如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、刘铭传、胡林翼等名臣，实现了清末短暂的中兴。
曾国藩所说的“心勤”其实就是坚定的意志品质。
曾国藩不管是从科考还是在平定太平军时“屡败屡战”，都有一种精诚所至的信念在支撑他。从各方面下足工夫，功到自然成。
曾国藩说“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“惰”字致败。”以勤治惰，以勤治庸，不管是修身自律，还是为人处世，一勤天下无难事。
